[30]两国的宪法解释都集中于对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利益影响较大的案件中。
[7]即便将《教育法》第1条规定的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对应了教育目标的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取向。
（《管子·君臣下》）可见，管子认为禁暴虐、为民师者皆为贤人，并且贤人因禁暴虐而为民师。因此，以性善性恶不一为逻辑起点的教化观，应当被剔除。另一方面，公民受教育又是提高道德水平、教化世风的前提，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发展兴衰的大问题。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傅子·贵教》）。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
第一，以性恶为出发点，所谓劝善，乃是由恶而善，因而劝善的对象是所有人。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培养符合宪法之精神的民主的人、促使个人形成公共意义上的人格乃是政治共同体自身的需求，在客观上能够促进宪法所设定的国家目标，在这一层面上，它彰显了教育的国家主义取向。法律规范总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治观念的环境之中，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发挥作用。
这不仅因为宪法规范更抽象，更因为立宪主义的价值预设决定了宪法应比其他部门法更多地考虑价值问题。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从正面构成国家的职责，也从侧面构成国家限制涉及此安全领域内公民活动的正当理由。[17]韩大元、王建学编著：《基本权利与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宪法》第47条第1句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对基本权利（尤以自由权为典型）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中，大致形成了以德国法的比例原则模式和美国的类型化多元审查基准模式为典型代表的两种模式。最后，8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被单独抽出来封存了。事实上，如果说公民自主收看电视节目属于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则广电总局要求《非诚勿扰》栏目进行停播整改就有侵害公民文化权之虞。
根据这一逻辑，由于作为信息自由的对象的各种信息必然可能承载反映各种价值观的内容，因此对信息自由的行使不仅在其与文化权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符合宪法对文化权的限制要件，而且还应一般地遵守我国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59]换言之，公权力不仅要证明其对公民信息自由的限制能实现上述目的，而且还应证明不存在其他同样有效但对公民侵害更小的手段，如此才能通过合宪性审查。此处的信息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在不受公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借助何种工具，获取何种信息的权利。然而，即便在私密的个人领域，人们接触和持有的任何类型的信息也并非都是合法的。
（一）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在1958年的药店案中，德国宪法法院正式将源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移植入宪法领域，以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因此，下文的讨论将围绕前述事例展开。
通常而言，请求政府公开信息的权利是一种狭义的知情权，具有要求国家实施一定措施的国务请求权和社会权的性质，[7]体现了基本权利的受益功能。而其中所谓的‘一定的方式，主要体现于一定的表达行为之中，并具有复杂的多样性，但传统宪法学认为，其典型的方式主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
因此，目的论的思考在法学方法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规范目的的界定就成了宪法裁判中的核心环节。其他从知情权具有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益功能面向来理解有关信息自由问题的典型文献，可参见赵正群：《得知权理念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实践》，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第49-55页。从规范目的的视角看，国际宪法学界基本认为表达自由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发现真理、健全民主政治和促进个人价值，[40]我国宪法表达自由条款的规范目的也概莫能外。与名誉的概念类似，荣誉也是一种涉及社会性评价的概念。以其中的低俗涉性内容为例，这些言论在美国法上被称为淫秽言论，是典型的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这种意义上的信息自由在我国《宪法》上并无明确规定，但在人权条款入宪后所产生的价值和效力辐射效应的背景下，通过对《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条款进行目的论解释，可将信息自由纳入其规范领域加以保障。
由于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同样也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人，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的积极权利，[52]它就必然通过人肉搜索等行为而与信息自由，乃至表达自由相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两个维度进一步展开分析。
但如果从法益侵害的角度看，持有型犯罪和传统的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差异不仅在于外观形态上，更在于持有这一状态本身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而在传统刑法学看来，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就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其三，善良风俗与公共安全。
[6]参见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2011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信息自由和文化权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存在竞合，甚至重叠，但以防御权为主导功能的信息自由不宜纳入文化权的规范领域。
[8]因此，我国的信息公开立法应当是对《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具体化，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只有在充分掌握公共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参政议政，真正实现当家作主。[4]显然，上述事例并未涉及受益权意义上的知情权，很难想象公民读报上网看电视还需先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核准提供书报和视频节目。但在审查实务中，针对某些基本权利，美国法院也发展出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审查基准。[24]即便在第二种解释方案内部，学界关于此项宪法人格权保护范围也有不同意见。
信息自由的核心是保障公民能在免受公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获取各种信息。事实上，通知提及的羞辱或人身攻击低俗涉性内容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毕竟只是表达自由的外围部分。
因此，在我国目前尚缺乏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在操作层面分别套用这两种基本模式，来检验相关基本权利限制措施的合宪性，堪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借鉴。[71]换言之，宪法在此成为一种解释法律所依赖的资源，其目的是帮助解释者获得对普通法律更正确的理解。
[66]See 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Press, 1988, pp.789-792.[67]Chaplinshy v. New Hampshire, 315 U. S.568, 571-572(1942).[68]参见林子仪：《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双轨理论》，载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16]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载《人民司法》1980年第10期，第1页。
从宪法解释的角度看，这种促成恰是在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下，通过对表达自由条款的目的论解释达成的。在例（3）中，要求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及其展现的低俗涉性内容拜金主义进行整改，显然可以达到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和他人权利的目的，因此这一限制措施是合乎适当性原则的。2.信息自由落入表达自由的保护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人权条款入宪就是在缺乏系统的人权保障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中国进一步明确国家的目的，形成国家整体的价值观，确立国家活动的基本目标与追求。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使用各种电子设备采集、存储各种信息变得日益方便、快捷且隐蔽。
[26]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第30页。有学者认为《宪法》第47条第2句对文化活动的鼓励和帮助增加了一个有益于人民的条件，但该条件只是获得国家鼓励和帮助的必要条件，是对受鼓励和帮助的人提出的要求，而不是文化权的构成要件，即宪法上的文化活动也包括那些并非有益于人民的文化活动。
因为从技术上来说，只要信息被数字化，并接入互联网，信息就自动进入失控状态，信息的拥有者将永远无法删除它，它会被网络上的信息采集者搜索并被采集到。说到信息自由，学界多是从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维度上展开论述，即便同时提及表达自由，也仍认为表达自由以及信息自由应包含这样的含义，即公民有权获得由公权力机构掌握的信息，[1]从而将信息自由与知情权大致等同起来。
[49]由此观之，主动散布有损国家形象的不实谣言虽落入表达自由的规范领域，却是应受限制的表达行为。在不甚严格的日常用语的意义上，这种知情权或可看作广义的信息自由的一部分。
评论留言